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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還是需要香港 香港自治問題與美中兩權爭鬥

發表時間:2019-08-06 點閱: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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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還是需要香港  香港自治問題與美中兩權爭鬥

撰文:David Stinson孫維德 譯者:劉維人

 

近來香港自治問題沸沸揚揚,這其中還加入了美中政治角力,使問題越發複雜。香港的變化所代表的象徵意義都極為重大,或許最後可能會繼續扮演它一直以來的角色,但能在這之中取得多大優勢,就取決於它的金融能力有多強。

 

中國其實並未打算永久性採取區域化的經濟模式,即把資本主義的香港與社會主義的內地形成了尷尬的對峙,然而,似乎也沒有預料到「協調」兩種體制的抵抗力量如此頑強。

 

中國一般的態度,是使各個競爭對手相互競爭,透過不平衡的狀態,打壓可能的反抗。然而,根據香港最近提出將被控罪犯引渡到中國大陸的提議,「反送中」抗議似乎擴散整個社會,幾乎所有族群都聯合起來,無論是商業、法律、年輕激進分子,甚至是老年人。根據抗議活動組織者,規模最大的活動參與人數達到200萬人(占香港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反送中議題凸顯香港自治問題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將犯罪的香港人引渡至大陸的修法,除內部反對者外,也提供了外部敵人一個新武器,即香港的地位,無意中成為熱議的外交武器,美國正威脅著要停止把香港視為事實上(de facto)獨立的地區。這座城市最近被廣受引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評為僅次於紐約與倫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城,並在2018年的全球IPO排名中位居榜首。

 

美國此舉將正式承認香港的性質基本上不再與1997年移交給中國時相同,也提醒持有香港發行的證券必須注意政治風險。但美國如果真的這麼做,其實也只是承認中國早已宣稱的事實。習近平主席正系統性地消除任何共產黨無法控制的社會組織形式,顯然香港如果保持自由,將成為這個願景的一大障礙。

 

香港或成為美中談判籌碼

 

美國相當認真看待中國承諾的「一國兩制」,更將其寫入法律之中。1992年通過的《香港關係法》(US-Hong Kong Policy Act)不將香港視為中國經貿系統的一部分,雖然對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投下了陰影,但美國與香港的關係總體上還是友好的。2018年,香港是美國第10大商品出口市場,香港也設有290個美國公司的地區總部、434個區域辦事處。

 

此外,美國並不怕把香港當成談判籌碼,在各方期待已久的貿易休戰之際,川普總統之前就在G20高峰會上,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了最近的香港抗議活動。川普並不特別同情香港,但他對國際關係的確抱持強烈的零和觀點,尤其相信中國是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未來如果情勢需要,他可能就會拿改變香港的地位當成籌碼,以威脅中國。

 

香港的任何變化可能都只有象徵意義,但這些象徵意義相當重大。美國給予香港大量特殊待遇,包括允許其接觸敏感科技、擁有簽證特權、不受對中關稅影響等等。但美國也可以撤銷任何一項待遇,所以可能會毫無下限地以此與中國談判。因此,中國即使完全不管人權問題,也必須嚴正看待香港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它想避開美中貿易戰的關稅,許多商品就需要轉至香港重新出口。

 

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盧比歐(Marco Rubio)日前提出草案,要求美國每年重新評估一次香港的自治權。這不僅能夠持續對中國施壓,而且鑑於美國在香港擁有許多直接商業利益,它似乎也是最可行的方案。但這項法案與《香港關係法》彼此獨立,《香港關係法》將繼續存在,其允許行政部門不需徵求國會同意就能直接採取行動,因此也適合透過推特發出威脅。

 

中國不能無視外資訴求

 

雖然北京在意識形態上反對香港的抗議,卻也不能讓香港就此凋零。首先,抗議群眾有一定的硬實力,他們形成了一股最可能挑戰習近平中央集權的力量,這群人不僅組織嚴密,而且與國際媒體,甚至金融市場緊密聯繫,台灣(中國政府宣稱未來台灣將與中國大陸統一)也對於類似行動得到啟發。剝奪以前在香港存在的權利,將比在大陸先否認掉這些權利,導致的抵抗力量是更強大的。

 

此外,中國目前還不能直接無視外國投資者的訴求,其之前持續多年的資本盈餘已經結束,如今面臨數十年來首次的經常帳赤字,迫使政府如果不讓人民幣貶值,就得面臨更多資本流入。貿易戰正威脅著中國的外匯存底。此外,在中國包商銀行被查封之後,投資者發現銀行間流動性問題出現恐慌,中國的銀行債券並沒有獲得完全擔保。

 

香港的核心價值是金融中心,而金融監管方面的最新發展,讓我們更了解中國的整體計劃。中國的財政部與香港的財務匯報局在5月簽訂了備忘錄,允許財務匯報局檢閱那些在香港上市的內地公司,包括之前因為語焉不詳的「國家機密」法律和無法查閱的審計紀錄。

 

根據之前的經驗,這些「機密」可能涉及一些會影響到公司價值的詐欺行為,也可能與官員的財富以及中國金融體系的其他細節有關。鑑於中國不願意揭露,我們的確可以懷疑其中某些資訊攸關重大。而被夾在中間的會計事務所,則因未能提供相關文件而被追究責任。

 

中美之間也有類似的爭端,但發展方向完全不同。中美不但沒有達成類似的協議,情況更惡化到參議員盧比歐提出另一條新草案,要求證券交易所將美國政府無法查核審計資料的中國企業除名。

 

其實,盧比歐的方案有兩大方向,一是對香港沒有太多干預,期望把香港當成金融中心;另一個目標則是期望透過香港問題來弱化北京。更不可思議的是,由於兩地資訊共享,北京似乎也想讓香港繼續當金融中心。北京原本可以支持現狀,培植上海成為一個符合北京意識形態的投資中心,這樣中國企業的相關資訊就不會流出中國大陸。但中國共產黨還是寧願務實,繼續把香港當成金融中心,對它而言是比較方便的。

 

人權與投資人權利關係日益密切

 

目前還不能確定,這些漸進式改革是否足以維持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依然傾向源於英國的法治體系。中國那種拒絕接受西方「憲政民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法律系統,一直以來都是阻礙上海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絆腳石。

 

從無到有打造一個全新的金融中心,沒有想像中容易,過程中的各個面向都會大大受到當地歷史的影響。其中最困難的部分,就是打造一個具備各種不同人才、能力彼此互補的人力資源庫。這意味著金融中心除了經常提到的商業法架構以及金融媒體自由以外,還需要具備學術自由、保障個人權利,以及願意跨國合作的國際主義。

 

長久以來,美國一直都把人權問題放在政策的第二線。但這種立場如今可能會改變。首先,中國之前一直習慣將人權問題說成它的「內部事務」,但隨著其海外影響力急速上升,這變得越來越困難;如果它在外國領土上侵犯了人權,人權問題就會變成國安問題。特別是對於香港來說,因為目前中國有許多海外政策,例如一帶一路等,都把香港當成中繼站。

 

其次,人權與投資人權利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密。過去,外國企業都只在中國生產簡單的商品,而且企業也知道在中國做生意必須面對許多管理上的難題。但隨著商業變得越來越複雜,籌募的資金越來越多,中國法律體系的落伍之處所帶來的曝險加劇。

 

無論西方所重視的人權是否受到侵犯,中國共產黨優先考慮的都是保持對中國社會的控制能力(避免中國將陷入混亂)。但中共發現,其影響力仍然有限。對於離北京比較遠的地方,通常也比較能接受這一事實。

 

照此說來,香港最後可能會繼續扮演它一直以來的角色。中國大陸的打擊力度不會太大,而美國會將香港當成對中國施壓的槓桿。至於香港能在這之中取得多大優勢,主要就取決於其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有多強。(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外籍特聘研究員)

 

〈更多文章內容請詳:台灣銀行家 [第1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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